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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又一位“80后”成为地级市领导。8月31日，山西省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宋志燕为大同市政府副市长。

　　宋志燕是一位女性干部，出生于1982年，山西长治人，先后在山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长治学院任教工作，其间曾在西北师范大学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她被授予山西省“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同年8月她成为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直至如今由高校转入政坛，任大同市副市长。

　　近期“80后”密集履新地级市领导，仅在8月24日至8月31日，一周时间内，至少五位“80后”履新地级市领导。

　　五位“80后”履新副市长

　　除了宋志燕履新大同市副市长，还有孙睿君任广西玉林市副市长，孙鹏程任山西运城市副市长，李彦任福建宁德市副市长，刘江任贵州六盘水市副市长。

　　上述5人出生于1981年至1983年，其中，孙睿君也是女性干部，她是山东黄县人，18岁考入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数月后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副处级）。

　　2012年，孙睿君由高校转到广西凭祥市（县级市，由崇左市代管）工作，任凭祥市委常委、副市长，未满30岁即任凭祥市市长，34岁任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委书记。

　　2020年，未满37岁的孙睿君成为副厅级干部，任广西百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次年任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今年8月任玉林市副市长。

　　孙鹏程是山西广灵人，历任山西省环保物联网云计算管理中心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水生态环境处处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副主任、主任等职。

　　成为运城市副市长后，孙鹏程负责科技、环境保护、商务、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发展等方面工作，分管市科学技术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等部门。

　　1981年出生的李彦现任宁德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曾任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处长，福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资料显示，刘江曾任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综合处处长，今年8月24日获任六盘水市副市长。

　　此前，政坛“80后”多人履新地级市领导。今年6月，1987年5月出生的王波履新福建龙岩市副市长。7月，1985年出生的药宁以新疆喀什地委委员、喀什市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今年2月，1981年出生的王玺玮任湖北鄂州市市长。据不完全统计，年初至今至少8位“80后”履新地级市市长或副市长。

　　起点高，多岗位历练

　　近年，“80后”出任地级市领导并不鲜见。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少12位“80后”成为地级市市长、副市长。

　　12人分别是，焦作市副市长程宝成、驻马店市副市长杨大群、新乡市副市长崔红建、铜仁市副市长范楚平、黔西南州副州长李庆滑、长沙市副市长彭涛、曲靖市副市长兰发文、苏州市副市长张桥、常德市副市长陈章杰、绍兴市副市长鲁霞光、荆州市副市长韩旭、安顺市副市长顾长华。

　　前述“80后”地级市市长、副市长有何特点？从年龄看，他们多在1985年前出生，其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87年5月的龙岩市副市长王波。

　　纵观上述人员履历，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高学历几乎成“标配”。其中，至少18人拥有研究生学历，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

　　18人中至少12人为博士，且其所学专业呈现多样化，涉及经济学、工学、管理学、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

　　另外，上述人员不少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顶尖名校的硕士、博士。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孙睿君、王波、药宁、王玺玮、张桥等人。

　　孙睿君、王波、药宁是清华大学博士，其中药宁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2021年6月中组部曾表彰103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药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王玺玮是管理学博士，现任湖北省鄂州市市长，他先后在海南大学、复旦大学求学，兼具企业、共青团以及地方党政工作经验。

　　张桥是哲学博士、教授，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回国后成为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后来由高校转入政坛，现任苏州市副市长。

　　另一个特点是起点高。以孙睿君为例，她从清华大学到广西工作时尚未满29岁，当时即担任广西县级市凭祥市委常委、副市长，未满30岁即任凭祥市市长。

　　再如王波，他从清华毕业后即到福建龙岩市工作，26岁任龙岩市永丰新区管委会科技副主任，29岁时任龙岩市下辖上杭县县长，34岁任上杭县委书记，36岁任地级市龙岩市副市长。

　　还有一个特点是多岗位历练。比如现任荆州市副市长、监利市（荆州市代管县级市）委书记韩旭，博士毕业后先是在湖北省孝感市科技局工作，不到一年即跨省到河南濮阳工业园区任管委会主任助理（副县级），五个月后兼任园区招商服务局局长。

　　之后历任荆州市招商局局长，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石首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江陵县县长，监利县县长、县委书记，近8年时间6次履新。

　　此外，还有不少人是在省委、省政府，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工作多年，之后转到地方任地级市副市长。

　　视野开阔有锐气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胡晓东认为，能进入到市政府领导班子行列的“80后”领导干部，与同龄干部相比，他们是比较优秀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央党校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5至10年，“80后”晋升为厅局级干部将成为普遍现象，这是自然的代际更替，符合干部晋升的客观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似乎已成为前述“80后”干部的“标配”。

　　2023年，《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曾发表了论文《“学”与“仕”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研究——基于全国29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论文提到，进入体制前的学历越高，入职的定级越高；接受高等教育所储备的知识和能力培训，这对领导干部工作能力提升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向作用。

　　上述论文还提到，院校层次意味着学历质量，“名牌大学”的效应日渐凸显，最终毕业院校为重点大学对干部在行政阶梯上的晋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前述中央党校教授认为，“80后”地市领导人数众多，前述20人履历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80后”干部群体受教育的趋势特征。

　　他提到，随着国民教育素质的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学历普遍得到提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测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学历与名校毕业生现象，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重视选拔知识化、专业化干部的价值取向。

　　他认为，高级领导干部队伍中不乏高学历和“顶尖名校”毕业生，最直接原因是党的组织部门重视干部的知识专业结构，努力让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进入到高级领导干部的队伍。

　　对于整个“80后”干部群体，白智立认为，他们还有两大特点：一是成长于重视知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完整经历了中国由富到强的过程；二是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新一代，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深知市场与法治的重要性。

　　上述党校教授还提到，除了这些“80后”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组织的重视与培养，以及地方党政机构为引进人才而出台的相关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地方为引进高学历人才，出台过相关的人才引进政策。

　　在刘昕看来，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期，应该大力提拔年轻干部，让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年轻人知识结构完整，视野开阔有锐气，高学历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学识和能力。

　　“猛将必起于卒伍，宰相必发于州郡”，他还认为，高学历干部要避免“悬空”，要扎扎实实历练于基层，以真才实干让基层干部服气。

　　胡晓东提到，相比于地级市领导班子其他成员，“80后”相对年轻，一些下属可能比他们年龄还大。从此角度看，“80后”干部应多调研实践，多倾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二十大后，当时的中组部主要领导曾刊发署名文章《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文章提到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锻炼，放到艰苦复杂地区磨练，放到关键吃劲岗位历练，让干部在实践中砥砺意志、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作者：佟西中